关键字：2009年中国信心,中国信心

     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仅来自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空间和余地，不仅来自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2009年，世界经济怎么走？中国经济怎么走？迄今悲观看法多，乐观看法少。国际金融危机远没有见底的迹象，全球经济增速还在下滑。中国经济能否抑制住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较快实现“软着陆”，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我们有信心。
　　我们的信心不仅来自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空间和余地，不仅来自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边际效益迅速递增的阶段

　　2009年，与外向型经济、中小企业、制造业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最不需要看国际资本脸色的就是我们的城市化。
　　在过去30年，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最强大的动力之一。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1.7亿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仅为17.92%；1990年、2000年和2007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0亿人和26.41%、4.6亿人和36.22、5.9亿人和44.94%。30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3.2亿人，所占比重提高了两倍多！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不仅表现在城市人口及其所占比重的增加上，而且表现为城市固定资产的大规模形成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上。1990年、2000年和2007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分别为1.29万平方公里、2.24万平方公里和3.55万平方公里；十余年间扩张了175％，其中仅2000年以来就扩张了74％。1990年、2000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实有住宅建筑面积分别为20.0亿平方米、44.1亿平方米和119亿平方米，十余年间增长了495％，其中仅2000年以来就增长了170％。1978年、1990年、2000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新建住宅总面积分别为0.38亿平方米、1.73亿平方米、5.49亿平方米和6.88亿平方米；从1990年以来城镇合计新建住宅83.01亿平方米，其中从2000年至2007年以来就新建住宅48.20亿平方米。1990年、2000年、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为48.0％、63.9％、93.8％；同期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分别为9.5万公里、16.0万公里、24.6万公里，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分别为3.1平方米、6.1平方米、11.4平方米；同期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数分别为6.2万辆、22.6万辆、34.8万辆，出租汽车数分别为11.1万辆、82.5万辆和96万辆。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了中国一个不同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巨大优势。
　　我们已经走过了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初级阶段，先期的大量投入不仅拉动了了当年的GDP，推动了当期的经济增长，而且快速聚集起了数亿城市人口，形成了极为巨大的城市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为今后经济增长不断快于投入增长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
　　在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初步完成了集约化生产、交换和广泛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所必需的人口聚集、固定资产形成、基础设施完善的条件；已经造就了数亿人口享受城市化生活方式的社会物质基础。
　　中国有句成语，叫“厚积薄发”；经济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边际效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经济“边际效益迅速递增”的发展阶段，即少量追加投入将不断诱导出“产出投入比”迅速提高的阶段。前期大量投入所形成的大规模生产力、消费力将会随着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集中地、爆发式地形成和显现出来。一个明显例证是，2009年春节，各地纷纷把旅游业作为启动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产业。大规模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基础和市场基础是什么？就是此前长期投入形成的城市资源和城市人群。
　　其实，2008年前人们热议的“奥运经济”，过去几年为社会关注的房地产业，正在建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的快速轨道交通网以及京沪“高铁”项目，国务院陆续批准的“成渝”、“武汉”、“长株潭”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2010年的“世博会”和广州2012年的“亚运会”，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人们很容易理解，北京在奥运之前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完善、公共建筑和民用住房建设必将成为新一轮生产与消费扩张的起点。
　　有必要结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从理论的视角对中国与国际之间的比较做出一点说明。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源于资本过剩。在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后，发达国家经济走到了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来说资本过剩阶段。一方面，实业领域已经无法容纳过度庞大的资本，不断积累的过剩资本变成了“热钱”，涌入了虚拟经济层面的股市、债市、汇市、期市、油市以及种种离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工业化阶段的“生产无限扩大”变成了脱离实业生产领域的“虚拟经济无限扩大”。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钢价等大宗产品价格也呈现为资本市场特征的巨幅波动，这绝不可能是短期实物层面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只可能是投机性的过剩资本过度涌入的结果。过剩资本不断累积的风险造就了今天的危机。这种资本过剩的难题绝不会因为各国政府短暂的“救市”而能够轻易化解。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力图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他所能想出来的扩张投资领域，也只是重修城市公共建筑、学校和完善宽带设施。
　　中国的城市化远没有结束。这个历史进程使中国不存在资本过剩的基础。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间，一些人把短期出现的所谓“流动性过剩”当成了资本过剩，这是一个很大的判断失误。当前，中国多达20余座城市在同时进行地铁、轻轨建设，说明的恰好是在我们的城市中，立体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社会对近期各地政府刺激房地产市场政策的颇多质疑，说明的恰好是进入住房改善期后，新一轮社会住房需求是多么迫切；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沿海大批农民工返乡形成的就业难题，说明的恰好是我们在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中小城镇建设上存在着多大的欠缺。
　　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走过了单纯的住房脱困、城区扩张、成片改造、“靓化美化”这个初级阶段，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实施城市群战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形成现代化的城市服务体系、改善环境和提高宜居性、实现资源节约和与自然界关系协调、加快中小城镇建设等已成为新的发展目标。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区别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城市化，而发达国家面临的是过度饱和的、老化的、衰退的城市化。广阔的城市投资空间和城市投资持续递增的边际效益，这就是中国信心的重要所在。

　　中国的消费结构正处于快速升级区间

　　人们共识，扩大内需是中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关键。中国能否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首先需要说明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道理。扩大消费需求，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把已经挣到手的钱花出去，而在于人们怎样支配未来收入的钱，特别是未来收入中增长部分的钱；不在于简单地在原有消费构成上花更多的钱，而在于消费结构升级，在于伴随着收入扩张消费领域，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需求，实现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体现，是社会普遍的消费结构中，高需求收入弹性的需求占有明显比重。需求增长速度远快于社会收入增长速度称为高需求收入弹性。
　　我们判断，中国扩大内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基本形成。这个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就是，伴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存在着大量新增收入集中指向的新消费需求领域，也即高需求收入弹性领域。
　　国际经验证明，在工业化和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有四个重要阶段。一是满足温饱的基本型需求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吃、穿、用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上。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型需求阶段；在这个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成为必要生活消费品。三是与私人财富不断累积相应的积累型或富裕型需求阶段；“买房购车”成为新增收入的主要指向；四是追求享受、闲暇和自我实现的发展型需求阶段；购买旅游休闲、教育、健康、理财等社会服务性、劳务性产品的支出比重不断增加。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快速升级的区间。
　　这里重点分析城镇。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就普遍状况来说，已经基本走过了第一和第二阶段。
　　2001到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百户家庭拥有彩电数量分别为120.5台、126.4台、130.5台、133.4台、134.8台、137.4台和137.8台，电冰箱分别为81.9台、87.4台、88.7台、90.2台90.7台、91.8台和95.0台，洗衣机分别为92.2台、92.9台、94.4台、95.9台、96.8台和96.8台。在社会收入快速增长的七年区间内变化很小。用经济学的语言说，这意味着，传统“家电”的需求对社会收入水平的变化已经不敏感、缺乏弹性了。由于除更新需求外，增量需求已经达到饱和，这种改善型的需求已经不再是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体现，不再是人们新增收入的主要指向。
　　当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第三和第四阶段并行的升级过程中。
　　以汽车消费为例。2001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百户家庭家用汽车的拥有量分别为0.6台、0.9台、1.4台、2.2台、3.4台、4.3台和6.1台；年增长速度分别为50％、56％、57％、55％、26％、42％，其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同期社会收入增长速度；2006和2007年，我国私人轿车的保有量分别为1149万辆和1958万辆，增长速度分别为33.5％和32.5％。2007年末，北京、江苏、福建、陕西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1998.7元、16378.0元、15505.4元和10763.3元，每百户家庭拥有家用汽车的数量分别为19.85台、6.79台、4.00台和1.38台；私车拥有量的差异性明显地远大于人均收入的差异性，从年收入1万元级到1.5万元级，再到两万元级，私车拥有程度的变化十分明显。这说明，汽车消费对社会收入水平变化的敏感度或弹性非常大。这两组数据说明，汽车消费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城镇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指向。
　　从住房消费看。严格地说，购房置业不能算作纯粹的消费，因为这种经济行为具有投资和私人财富累积的性质。但从支出结构看，由于购房支出只能出自可支配收入中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部分，不妨把其视为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为尽量剔除价格、人口、收入等因素影响，这里采用商品住房面积的增长速度来近似地反映消费结构变化，反映住房需求对收入变化的敏感度。2000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分别为16570平方米、19939平方米、23702平方米、29779平方米、33820平方米、49588平方米、55423平方米和70136平方米；各年增长速度分别为20.3％、18.9％、25.6％、13.6％、46.6％、11.8％和26.5％。需要说明的是，商品住房不是我国城镇居民住房的惟一来源，住房需求增长也并非单纯表现为商品房销售量的增长；这里要表达的，只是住房消费增长正处于不断快于社会收入增长的一个趋势。
　　从服务性、劳务性产品的需求看。2000年至2007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从7.44亿人次增长到了16.10亿人次，增长了116.4％；旅游总花费从3175.5亿元增长到了7770.6亿元，增长了144.7％。2000年到2007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从8453.3万户增长到了5.47亿户，增长了547.4％；固定电话用户从1.45亿户增长到了3.65亿户，增长了152.3％；互联网上网人数从892万人增长到2.1亿人，增长了近23倍！
　　这几组数据不仅说明了中国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而且说明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的一个明显优势。这就是恩格尔系数所表达的消费需求潜力。
　　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指吃穿用等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1978年、1990年、2000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54.2％、39.4％和36.3％。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根据国际经验，大致说，恩格尔系数降到50％左右时社会进入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普及阶段；降到40％左右时购买劳务性、服务性产品成为社会普遍的消费行为；降到35％左右时“买车购房”就会形成规模；降到30％左右时，社会可有70％左右的家庭达到住房消费支出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30％，也即大多数人可以基本依靠市场化的方式买得起或租得起房。
　　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普遍达于30％以下，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消费结构已经相对稳定，社会消费水平的波动只能依赖于短期的社会经济景气状态。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正处于明显变化期。可以用通俗语言概括这二者的区别。美国刺激消费的政策最多只能形成短期的消费规模扩大，而中国的优势就在于，“保增长”的调控政策有形成新消费热点的广阔操作余地。
　　同样可从理论视角对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做出进一步的说明。1929年到1933年间全球经济大危机的直接表现是全面过剩的危机，也即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仍然是消费不足的危机。只不过新形势下的“消费不足”在前期不是直接地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曲折地表现为了过度依赖“透支”未来收入的消费来平衡短期供求。这种远超过实际支付能力的“信用消费”、“负债消费”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不过是这种透支消费所累积风险的集中爆发。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大致这样概括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人们把该花的钱花出去，诱导社会进一步跨过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发达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过度花钱导致的“债”还上，帮助消费者降低过度消费带来的风险。从这一区别说，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信心。